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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望云:“到民间去”

      长安画派
  1961年10月,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的六位成员石鲁、赵望云、何海霞、康师尧、方济众、李梓盛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轰动一时的“国画习作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安画坛首次的集团亮相,并以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厚的西北地域特色,引起了中国美术界的广泛关注,称赞其“气魄雄伟”“新意新情”,“新生锐气,魄力宏大,有不可限量的前途”。王朝闻评价说:“这个展览会集中表现了一种新气象。”不久,美术界就为这支崛起于古都西安的国画新军赠送了一个雅号:“长安画派”。正在北京学习的赵望云为展览提供了20多幅描绘林区生活的画稿。叶浅予评价说:“这支队伍的核心是赵望云。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要把西北地区的自然和社会风貌,用民族绘画的方法表现出来。”
  重识大师
  2017年4月14日,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重识大师——20世纪中国画革新的闯将赵望云”,一场看似普通的学术讲座,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论家程征却在话筒前慷慨激昂,几度哽咽。
  赵望云,“一个大画家”“长安画派的奠基人”……但在程征心中,这些我们早已熟知的种种定位却失之偏颇,它“埋没了赵望云先生更为重要的光芒”,因为早在“长安画派”形成之前,赵望云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就已经奠定。
  1943年,郭沫若在参观赵望云展览后赠诗赞曰——
  “画法无中西,法由心所造。慧者师自然,着手自成妙。国画叹陵夷,儿戏殊可笑。江山万木新,人物恒释道。独我望云子,别开生面貌。我手写我心,时代惟妙肖。从兹画史中,长留束鹿赵。”
  1981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赵望云画展”座谈会上,叶浅予与常书鸿、黄苗子、潘絜兹、何海霞等向到场的美术史家们呼吁:“赵望云是当代国画反映现实生活的开拓者、先驱,如果写现代美术史,应给予相当的篇幅。”
  “‘长安画派’并不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破空而出的东西,它的生命胚胎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形成雏形。准确理解‘长安画派’,理应作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这种延伸,有助于对赵望云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学者王鲁湘曾在《精神家园的慷慨浩歌——赵望云简论》中这样评价。
  程征是研究赵望云的权威专家,他感叹,对于赵望云的研究,早该超越偏居一隅的“画家”“画派”的定位,而是上升到美术史的高度。
  “赵望云先生是一位难得的集‘开拓之功’和‘造诣登峰’于一身的‘大师’。他开启了中国画直面表现现实生活的道路,又在这条道路上达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境界。”程征说。
  作为一位与赵望云有过交往的学者,程征的话语感动着现场的每一位听众。而台下的一位白发长者更是为之动容,他就是赵望云三子、画家赵振川。
  “父亲对待学生,只是大略给予一些提醒,从不要求学生画的跟自己一样;对待子女,他也从不刻意要求必须学习绘画。”赵振川现场简短的补充让大家觉得,赵望云在教育后辈时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自由和尊重,营造了一种宽松的学习环境。
  其实,先生之严,只有真正接触过他的人才深有体会。
  1964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还是留在美协学习班,面对生活道路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赵振川犹豫不决。
  “感谢父亲,是他为我做出的决定。父亲说,一个画家,脱离了生活是不会有出息的。他的态度很坚定,我别无选择,下乡插队到了陇县李家河乡普陀生产队,一干就是八个春秋。这八年使我脱胎换骨。”赵振川说。
  赵振川不会忘记,师兄黄胄在速写上下了多少苦功夫,“父亲让他白天在街上速写,晚上再回家用毛笔把这些素材重画一遍,那量大得惊人”。
  赵振川更不会忘记,父亲在辞世前的一个多月,听说儿子要去户县“蹲点”时,还在鼓励他:“那是好事,你能下乡好得很啊!”
  “由于父兄的影响,我也走上了艺术道路,从事音乐创作。父亲给我画了一本册页,在封面上写了这样一句话:‘生活实践是艺术的源泉’,并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要踏踏实实地拜民间音乐为师,要到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素材,要写我们民族的音乐作品。”作曲家赵季平是赵望云四子,在他的心中,父亲对于子女主要是身教,“他讲话不多,但他讲的话我们却始终难忘”。
  而就在这场“重识大师”讲座的前一天,4月13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协办的“回望云峰——中国美术馆藏赵望云作品巡展”正式拉开大幕,150余幅中国美术馆藏赵望云经典作品重现世人。
  早在2006年,在赵望云百年诞辰之际,他的八个子女就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351幅作品,以此表达对父亲的深切缅怀和思念之情。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开幕式现场致辞——
  “这批宝贵的捐赠,涵盖了赵望云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创作,对赵望云一生的艺术创作构成了有序而系统的总结。今天,又从这批捐赠作品中精选佳作回赴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展出,在呈现赵望云先生艺术主体风貌的同时,正如其所信守的‘为大众而艺术’的理念一般,使这些国家艺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民所享。”
  “关于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道路,一是延续传统型,代表人物齐白石、黄宾虹,二是引西开中型,代表人物徐悲鸿、蒋兆和,但是,以赵望云为代表‘开宗立派’的走向民间、深入生活的第三条道路,却被我们有所忽略。这样的美术史书写不全面。”在随后举办的研讨会上,陕西省国画院研究员、陕西美术博物学术委员张渝呼吁,对赵望云及其奠基的“长安画派”的历史地位要进行“再认识”。
  “我们祖宗的牌位回来了!”西安美术学院王宁宇教授在研讨会上的这句呼喊,更是发自肺腑。
  浩瀚的艺术夜空,繁星点点,而能指引航程的璀璨明星能有几颗?在当代中国绘画史上,他们如坐标一般,时刻提醒着后来者,从何处而来又将向哪里去。
  赵望云就是这样一位先行者。
  农村写生
  20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美术界乱象丛生,而就在此时,平静的水面泛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一位北方青年画家闯入画坛,他就是赵望云。
  1932年底,年仅26岁的赵望云带着天津《大公报》重托,“以绘画代新闻”,从北平出发,利用“记者身份在河北省境内旅行写生,每天在报上发表作品一幅,题材都是北方农村寻常百姓生活”。(张仃语)
  其实,与其说是《大公报》选择了赵望云,不如说是那个时代选择了赵望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的激励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所带来的“普罗文艺”的影响下,当时的文艺界喊出了“艺术到民众中去”“艺术家应该走出象牙之塔,来到十字街头”的新口号。立于时代潮头的赵望云,为此确立了改造中国画的新艺术观,他要用自己的画笔直面人生、直面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
  1927年,一直在北平求学的赵望云,因无中学文凭而未被国立艺专录取,索性发奋自学,迁居陋巷,改原名“赵新国”为“赵望云”,以此铭志。他走遍北平西郊的村巷、田间、路旁,终日观摩,或现场速写,或目识心记,摄取最鲜活的民间生活情态。处女作《疲劳》由此应运而生,画中一位农民在荒旱的田头倚锄而立,掩面喘息。
  此后,一批切中时弊的新国画,在赵望云笔下诞生。这些具有浓厚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美术作品让人耳目一新,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与新闻媒体的关注。
  1929年,赵望云更是与李苦禅合办“吼虹艺术社”,出版《吼虹画刊》,坚决提倡新国画。不幸的是,他们的艺术理念和表现方式被当局视为“破坏行为”,惨遭搜查,终致停刊。赵望云出走东北,继续在营口、沈阳、大连等地举办画展,影响日渐显著。
  而此前的这一切,都为这位画坛闯将的人生辉煌埋下了“伏笔”。
  从1933年2月12日至6月28日,《大公报》开辟了“赵望云农村旅行写生”专栏,连续刊载了15辑,包括:“由北平至束鹿途中”(10幅)、“束鹿县境旧历年之一般”(8幅)、“束鹿近郊”(7幅)、“由束鹿到枣强”(10幅)、“枣强县境”(6幅)、“由枣强到冀县途中”(7幅)、“由冀县到宁晋途中”(10幅)、“宁晋县境的民间”(10幅)、“由赵县到高邑”(9幅)、“由柏乡到尧山”(12幅)、“由巨鹿到南宫”(8幅)、“新河县境”(6幅)、“由新河到广宗”(10幅)、“威县县境”(8幅)、“自威县至清河”(9幅),共130幅。
  赵望云“终日坐着大车,夜宿小店”,历时三个多月,绕行冀南十余县境,真实记录着当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一张张近乎速写式的画作,笔调朴素自然,不粉饰,更不隐晦,当时中国社会贫困落后的状况,跃然于新闻纸上。
  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与赵望云的“农村写生”成为那段时期《大公报》最能吸引读者的两个专栏,因为他们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和苦难生活,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
  不久之后,大公报社把《农村写生》专栏发表的130幅作品汇编成《赵望云农村写生集》,于当年9月1日出版发行。赵望云在这部《写生集》的自序中立誓——
  “‘到民间去’的口号,无须再喊,但希望我们生在乡间的人们,走入城市之后,不要忘掉乡间才是。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
  1933年10月12日,身处天津的赵望云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叫赵亦云,冯玉祥将军的侍从室主任。
  “冯将军非常喜爱《大公报》上刊登的‘农村写生’画,天天从报上剪下来,贴在日记本上,并用了4个月时间为每一幅画题了一首诗。现在130首诗都已写好,派我把诗稿送来,请先生过目。”
  赵亦云的一席话让赵望云既兴奋又惊讶。这130首白话“冯”诗,与130幅“赵”画完美“合璧”。写实的画配朴素的诗,相得益彰。同年11月19日,根据冯玉祥提议,《赵望云农村写生集》再版时编入了这些题画诗,旨在让“泥水匠、瓦匠、木匠、铁匠,以及农夫和劳苦大众们都能一听就懂”。
  就是这样一本“烧饼大油条”式的“诗配画”,却深受读者喜爱,一版再版至数万册,破了当时的出版纪录。更难能可贵的是,一位青年画家与一位爱国将军的传奇交往也就此拉开序章,传为佳话。
  1934年春,《大公报》第二次聘请赵望云与文字记者杨汝泉同行作塞上写生,共作画99幅,随后汇集赵望云画、杨汝泉文、冯玉祥诗,编辑出版了《赵望云塞上写生集》。
  1935年秋,赵望云以泰山地区民间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写生组画48幅,冯玉祥同样为画配诗,并亲笔隶书,刻于石上,以作永存。1938年2月,《泰山社会写生石刻诗画集》在武汉出版,冯玉祥请老舍为画集作序。序中写道——
  “冯先生同情老百姓,爱助老百姓,愿意替老百姓做事说话……恰好就有个生在民间、喜爱乡村的画家来帮忙。赵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很有功夫,可是他不喜山水里那些古装的老翁,所以就在乡间细细的观察,深深的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图画里,以求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永远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
  “白石翁画中有物,不爱摹古;望云画中有事,更进一步。而且,这个事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又是这个世界的事。”1936年,《赵望云旅行印象画选》在上海出版,文学家盛成极为肯定赵望云画作中的“真实不虚”。
  “父亲从上世纪初以勃勃青春之朝气,以农村写生横扫当年画坛之颓气,以‘塞上写生’‘泰山石刻’显赫神州画坛,又投身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编辑出版当时仅有的《抗战画刊》近40辑,为民族解放作出贡献。”在纪念父亲赵望云百年诞辰的文章中,赵振川这样写道:“1941年,《抗战画刊》停刊后,冯玉祥将军要为父亲在政治部第三厅安排工作,父亲没有接受。当时,父亲只有30多岁,在这人生的转折处,他毅然放弃了食俸禄的优越生活,选择了北上西进,面向大西北这未知的处女地探索生活,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布衣画家生涯。父亲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把能到祖国任何一个角落去写生认为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发现西北
  2017年7月,盛夏的古城西安,暑气蒸人。笔者再次造访赵振川位于大唐芙蓉园外的画室,时空仿佛回到了三年前的初次见面,依旧是熟悉的画案与座椅,依旧是难得的清凉与静雅,一杯香茗奉上,沁人心脾。
  “父亲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西北题材作品,大西北的自然山水人物在他身上唤起了新的观看方式和感知方式。”赵振川拿出了八帧新近发现的册页,它们均出自父亲赵望云之手。西域雪山、高原美景、辩经僧人、藏族妇女……看似简单的线条与随意的勾抹,却无不让在场的观者叹服,能运用如此干净洗练的表现手法,唤醒出那片神秘土地文化新生的活性因子,唯有赵望云。
  “中国山水画自唐以来,兰州以西的大西北地域绝少有人去反映。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赵望云定居西安,先后数度赴河西、新疆、青海等地写生,成为中国画史中系统全面以西北山水为创作对象的第一人,为中国画的审美带来了崭新的气象,也为日后‘长安画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一同到访的西安市文联副主席、作家杜爱民补充道。
  祖国的大西北,山原雄浑壮丽,民风朴实厚道。赵望云,这位北方的“民间人”,在这里找到了最契合自己艺术理念的风土人情。这块曾经游离于画史之外的“域外”宝地,终成一位艺术大师用笔耕耘的沃土。
  因为西北,赵振川进一步理解了父亲的胸怀。1962年7月,他随赵望云赴甘肃、青海采风,这已是老人第五次赴河西走廊、祁连山写生。“在牧场上,我们在哈萨克的帐篷里过夜。牧场的夏天真美,马群、羊群、驼群,散布在广袤的草原上。父亲为了抢时间,刚下车就开始紧张的写生,直到日落西山,余晖即尽,方才收笔。”
  这次历时百余日的西北之行,行程数千公里,分别在西宁、兰州、西安举办写生画展,并出版《赵望云祁连山写生》,收获颇丰。此时的赵望云已年逾五旬,距他1942年首次赴西北写生已经整整过去20年,但在儿子赵振川眼里,“当父亲回归大自然时,处处显露出一种童心”。
  因为西北,赵望云与关山月成为挚友。1943年1月,赵望云的“西北旅行写生画展”与关山月的“西南旅行写生画展”同在战火中的陪都重庆先后举办,“或许是由于我的画反映的内容跟他(赵望云)有共同之处吧,我们真是一见如故。”关山月说。
  同年春夏之交,赵、关二人更是与张振铎再次谋划到大西北写生,那次西行,关山月记忆犹新——
  “我们一起骑着骆驼,以西瓜当水,锅盔当粮,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走了一个月,出了嘉峪关,登了祁连雪山。当我们来到敦煌这一艺术宝库的时候,正值张大千刚刚搬走,而常书鸿刚接上手又未到任,条件异常艰苦。我们一起趴在昏暗的窑洞里临画,我们一起喝那带有咸味的党河水,我们一起在千佛洞前的大杨树林里捡野蘑菇……在寂静的夜里,我们一同坐在石板上,听着吱吱的风沙声夹着遥远的驼铃,交谈着艺术的体会和见解。”
  因为西北,赵望云的三名入室弟子黄胄、方济众、徐庶之,也跟随恩师的步伐踏进了艺术的“十字街头”。“他(赵望云)自己是苦出身,所以始终和社会上生活在底层的青年来往。新中国成立前,许多贫苦无告而又热爱艺术的青年都住在他家里,吃在他家里,得到他的爱护和培养。”(黄苗子语)
  赵望云曾经对学生说:“我的画里永远不画不劳动者。”“生活的大门是敞开的,不分贵贱贫富,都欢迎你们。”
  值得一提的是,徐庶之从20世纪50年代就落户乌鲁木齐,扎根边疆几十年,默默地走遍西域的山山水水,探毡房、访牧民,以精湛而有特色的风情画,终成名家。他始终铭记先生的教诲:“要表现画家所体察的生活和思想,就得走出象牙之塔,到生活中去体验,去画速写,那里真正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1977年3月29日凌晨,历经风雨的赵望云在西安市中心医院的急救室里停止了呼吸。他留给众人的最后一句话:“拿纸来!我要画画!要画大画!……”
  闻听噩耗,徐庶之连夜从喀什赶回西安,七天汽车、三天三夜火车,他拖着肿粗的双腿扑倒在先生灵位前,感情一泻而出,哭得死去活来。
  2017年6月13日,香港。作为赵望云的后代,赵振川及儿子赵森应邀出席了《大公报》庆祝创刊115周年纪念活动。
  置身于会场之中,已年逾古稀的赵振川触景生情,感慨良多:“传承‘长安画派’老一辈‘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是我们这一代及下一代应坚定不移要走的艺术创作之路,今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艺术家应积极响应深入生活,感触社会,创造出一幅幅美好的画卷,为国家贡献一份艺术家的力量。”
  历史没有忘记赵望云。
  诚如王鲁湘所言:“理解赵望云,需要时间;欣赏赵望云,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阅历,尤其需要心灵的解放,需要趣味的高尚,需要对朴素与醇和有发自生理上的亲近。有了这样近乎苛刻的基础,我们就可以心平气和地来谈论赵望云,就像打开一坛陈年老酒,或者面对一位来自乡下的硕学大儒。”

                                                                                      作者:王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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