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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君匋书画印收藏的文化自觉

文/章利国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书法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

✎摘要


钱君匋的收藏活动持续了大半个世纪,与他的艺术创作设计、编辑研究一起,构成了他“三位一体”的生活方式。仅就收藏而论,他亦为卓然大家。逐渐深入的艺术认识感悟和丝毫不减的对浓厚审美兴趣的挚爱乃至痴迷,使钱君匋产生一种希望得到和拥有名家书画印的强烈内在驱动力,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和意愿,这便是他坚持收藏的动机。钱君匋收藏的目的相当明确,贯穿其一生,那就是为了更好地学习书画篆刻,更好地把握中国书画印艺术的传统文脉和精神实质,以达到其高深境界。钱君匋的收藏观念态度、收藏经历、收藏成果和藏品归属,体现出一种文化自觉。作为收藏大家,钱君匋的行为及其精神境界,对今天的收藏界有着多方面的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钱君匋  书画印收藏  文化自觉


钱君匋(1907—1998)的一生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他是中国现当代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型艺术家,亦可以说是一位艺术家型学者。相较于他在中国书画、篆刻、书籍装帧、编辑艺术、音乐编译出版和艺术理论等方面的骄人成就和历史价值,学界对他所作研究的程度,迄今依然显得不够。值此纪念钱君匋诞辰110周年之际,有必要强调这种研究的必要性和当下意义。本文专门关注钱君匋的书画印收藏,探讨作为收藏家的钱君匋的文化自觉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仅就收藏而论,钱君匋亦是卓然大家。


钱君匋一生收藏宏富。姑且不论钱君匋本人创作的卓越艺术作品和设计作品留存,他穷毕生精力且不惜钱财所精心收藏的古代和近现代名家作品就非常可观。这些藏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可圈可点,让人赞叹。据记载,他的收藏或始于1929年,即他22岁时。“是年,始收藏文物。清朝画家任伯年的《三公图》和《戏鱼图》就是钱在城隍庙一家旧书店以五十元的价格购买的(按:时钱一个月的月薪为二十三元)。以后,又收购了虚谷和尚的《枇杷》、吴昌硕的《墨荷》条屏等。”[1]从此,钱君匋的收藏活动持续了大半个世纪,与他的艺术创作设计、编辑研究一起,构成了他“三位一体”的生活方式。
虽说钱君匋一生藏品的总量未有精准的数字,但他有数千件各类遗存是毋庸置疑的。藏品总体质量,几十年来已经为书画界、文物界所认可,其中精品甚多,让方家叹为观止。从他1990年自撰文章中可以窥见其收藏的规模和档次:


我的实力已经稍稍充裕,才开始了买画的生涯。一出手就买到明代徐天池、陈白阳、文徵明、张宏等人的作品,接着又收得沈石田、陈老莲、仇十洲等作品,往后又收得龚半千以及清代石涛、新罗山人、王石谷、王麓台、金冬心、李方膺、郑板桥、伊秉绶、赵之谦、吴让之,近代吴昌硕、黄牧甫、任伯年、虚谷、齐白石等作品……经过若干年节衣缩食不断收求,到六十年代前期,已收到古人作品不下数千件,七十年代起,继续收得黄宾虹、潘天寿、朱屺瞻、刘海粟、谢稚柳、丰子恺等作品,其中于右任书法就有一百件,丰子恺漫画也是一百件,朱屺瞻山水、花卉超过一百件,吴昌硕刻印二百件,赵之谦刻印一百多件,黄牧甫刻印一百五十余件,华新罗百件,齐白石和任伯年合为一百多件,逐渐形成了我买画藏画的阵容。[2]


财力充裕,眼力过人,学养丰厚,加上当机立断的魄力和锲而不舍的毅力,促使钱君匋成为收藏大家。



自身是书画印专家的钱君匋,收藏的类别范围相当明确,虽然亦有陶瓷品、铜器、石器,但主要集中于明清和近现代名家的绘画作品、书法作品和篆刻作品。原因在于他的收藏动机不同于一般的收藏家,而是由他的生活经历和艺术取向所决定的。


概而言之,逐渐深入的艺术认识感悟和丝毫不减的对浓厚审美兴趣的挚爱乃至痴迷,使钱君匋产生一种希望得到和拥有名家书画印的强烈内在驱动力,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和意愿,这便是他坚持收藏的起因,同时推动他收藏行为的发端、方向和延续。他为了得到喜爱的艺术品,常常不惜一切代价,乃至“节衣缩食”,诚如上述,从一开始就舍得拿出两个多月的月薪购藏心仪之物。试举一例,钱君匋深爱新罗山人华岩的画作,也对华新罗有精深的鉴赏和研究。他曾自述当年收藏其作品的经过:“一九五六年冬,予在北京厂肆见新罗画八册九十四开,魂系心揺。痛割查士标、吴昌硕、徐悲鸿画多种,集巨资购归重装,烦叶恭绰、张宗祥、吴湖帆、沈尹默、唐云、马公愚诸家题耑。唐君见予嗜岩画如痴,出让八开,六四年夏复得一页。计花卉翎毛四十八件,人物山水二十五,虫鱼走兽三十,均七十二岁作。精品中精品,足楷式艺林。”[3]钱君匋自称“新罗山馆主人”,对此藏品至喜至爱,无可名状。


钱君匋收藏之痴心来自其从艺之初心——对艺术、对真美的顶礼膜拜。作为印学研究兼治印大家,钱君匋对倾慕向往的篆刻大师之作品,自然志在必得,痴心明鉴。当年钱君匋从津门购得赵之谦刻印一百余方,其过程一波三折。“在谈判中我的心随着它的代价一上一落,紧张的状态不可言喻,生怕被人出高价夺去,等到拍板了,虽然这批印还没寄到,我已情不自禁,在家饮酒的兴致上升,酒量随之而升到五斤,印一到手,立即邀请同好一起来欣赏观摩,大家沉浸在我得印的喜悦之中。”[4]如愿以偿的狂喜之情溢于言表。待到他收藏有“吴昌硕刻印二百件,赵之谦刻印一百多件,黄牧甫刻印一百五十余件”,颜其书斋曰“无倦苦斋”,盖因他治印慕宗三家为主,而赵之谦号无闷,黄牧甫晚年别署倦叟,吴昌硕有别号苦铁。“无倦苦斋”和“新罗山馆”均表明其所挚爱。


痴迷真爱,历尽艰难所得的藏品,自然格外珍惜。“文革”期间,藏品遭劫,钱君匋痛彻心扉。“文革”结束后,被抄文物返还,钱君匋失而复得喜欲狂。“劫中抄失,若剜肺腑,梦中细阅,醒后幽月扣草窗,欲哭不敢,欲忘未能。又十年意外退还,予喜饮黄酒五斤不醉,真极似假,咬指犹不敢信。”[5]他得知自己的珍爱之物将会返还时,就“迫不及待地刻了‘与君一别十三年’和‘君匋庚申重得’一朱一白两方印,准备盖在久别重逢的书画文物上。文物回家的那天晚上,在阖家高兴之余,我又痛饮了五斤花雕,为有生以来第一件快事”,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被抄走的文物还有三百件没有还到手”。[6]此“庚申”为1980年。“文革”中,文物毁坏无数,此为一例。钱君匋痛心介怀藏品的丢失,不唯哀伤于心爱之物再不得见,实则也是悲愤于中华文化历史文脉被破坏。在藏品遭劫掠甚至名作被当场撕掉烧毁时,钱君匋“坚决拒绝……不顾生死,大声疾呼:‘这些都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谁也不能毁灭它,损坏它……如有破坏,就是天诛地灭死有余辜的人!’”[7]。若没有深厚的文化自觉意识,绝不可能在当时极端的政治高压情境中有如此鲜明强烈的态度。


钱君匋收藏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贯穿其一生,那就是为了学习,收藏名家作品以便更好地学习书画篆刻,更好地把握中国书画印艺术的传统文脉和精神实质,达到其高深境界。这是他从艺所希冀达到的目的地,也是他从一开始从事收藏就预先设定的清晰的目标。他几十年坚持不懈地收藏艺术品,选择、比较、鉴赏、斟酌,克服几乎不可能克服的困难,都是朝着这一目标,也是以此为标准的。


钱君匋坦言:“我收藏的名迹,原是为了一己的学习而收藏的,是有的放矢。”[8]又说:“我买画藏画的出发点是根据学习需要而选择的,和一般为藏画而藏画的收藏家完全异趣。”[9]所谓“出发点”,其实正是基于其收藏目的而考虑的。他收藏的目的不在于商业投资似的经济回报,不在于借以清闲度日的休闲,不在于有可能导致丧志的玩物游戏,也不在于借以抬高自己身价或附庸风雅的炫耀。学习传统书画,延续艺术文脉,才是这位一辈子从事艺术创作毫不懈怠、不断攀登的艺术大家的收藏意识。



钱君匋的收藏观念态度、收藏经历、收藏成果和藏品归属,体现出一种文化自觉。


笔者曾撰文认为:“收藏既是经济收藏,存在经济价值、投资效益、利润赚取、货币报酬,也是文化收藏,但首先应当是文化收藏……无论在中外收藏史上还是在收藏现实格局中,任何真正成功的有影响的收藏都主要是文化收藏,其藏品主要因其文化内涵让人珍爱,给人愉悦。文化收藏强调对待物品收藏的文化理念和文化标准,同时突出从事收藏的文化原则和文化方式,其根本目的是致力于民族认同和文化主体精神的重建,进而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传承;警惕和避免收藏的拜金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倾向。具体说来,在收藏的指导思想上,文化收藏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确立文化中心意识,树立一种文化责任感。第二,具有审美眼光。这是说树立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健康向上的审美观,从审美角度积极地发现有代表性的物品并收藏之,把握和发掘物品的审美文化价值。第三,形成诚信理念。这是提倡、践行和坚持具有较高文化水准、诚信守法而人性化的健康的收藏。”[10]钱君匋的收藏实实在在显示出这种文化收藏的本质,他收藏的动机、目的,收藏的历史过程和表现形态,收藏的丰硕成果,和最终捐赠家乡、造福桑梓,无不体现出他心系中国传统书画文化,瞩目文化传承发展,审美修养厚、眼光高,以及诚信收藏、不求私利的高尚情怀。他当之无愧可以列入真正成功的有影响的文化收藏大家之列。


这种文化收藏的核心在于文化自觉。确实,通过书画印收藏的分析研究可以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某些方面。有学者从一般意义上这样概括文化发展的特点:“文化的发展反映人类活动的进化。因此,这种发展在三维空间中展开:它的第一种坐标是历史坐标,第二种是种族坐标,第三种是社会坐标……这种三维性完全凝定在艺术中,使艺术的发展成为文化发展的镜子。”[11]钱君匋终其一生热爱中国书画印,收藏、珍护和研究古今书画印名作,为入其堂奥、继承创新而不断努力。一直到其暮年,面对中西文化冲突加剧的社会环境,其艺术初心丝毫不变。他的这种毫不动摇的艺术坚守和创作定力,体现出坚守和弘扬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一种文化自觉。他以自己一生方向明确的践行,向历史、向人们表达了自己的文化底气和自信。他将自己的艺术责任感同文化责任感融合在一起,艺术责任感以文化责任感为灵魂及深层次的精神保证,又成为文化责任感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形式。


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学家费孝通将“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明确的理论主张提出来。[12]一个民族倘若没有对自己文化的尊崇,丧失了本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和自信心,那么就谈不上赢得他人的尊重,谈不上文化自主权,谈不上获得文化对话的“话语权”,更不用说获得真正平等的“话语权”。一个中国艺术家或者收藏家,要热爱、尊崇中华文化,这是立身之本,是成功最为重要的先决因素。钱君匋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譬如说,他很清楚自己所做的是“以国宝倾囊献乡邦”,展陈出版可“传播华夏文化”。[13]他明白:“书法是我国文化遗产中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辉成就的一门传统艺术。”[14]“篆刻,是我们东方文化的瑰宝,是贡献给人类文化宝库的独创艺术。当西方文化在写实的漫长道路上走到难以突破的时刻,写意的中国艺术在近几个世纪内,将会给他们很多启示。”[15]他着眼于中华文化的发展这样忠告后来者,表达自己殷切的期望和充分的自信:“我只能忠告少年、青年,以及承上启下大有希望的中年人,你们对祖国肩负着重大使命,愿你们放开眼界,面对历史,努力丰富自己,提高自己,保存人民传统美德,发展中国学术,继承先贤,创造自己的成果与道路,让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与人口、历史相称!前景是灿烂的!”[16]


晚年的钱君匋毅然决定向家乡捐赠自己呕心沥血历经大半个世纪精心积累的藏品和本人数量极其可观的精心之作,集中体现出自己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据记载,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市屠甸镇的钱君匋在1983年76岁时就开始考虑百年之后藏品的安排,实因有感于是年6月2日其远房堂弟、大收藏家、鉴赏家钱镜塘的突然离世。前一天两人晤面,还畅叙情谊和笑谈书画鉴定的趣闻,次日钱镜塘因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钱君匋有挽联“昨日楼头犹畅叙,今朝堂上只哀思”悼之,写文章《钱镜塘先生安息吧》,并为之撰墓志铭。此事对钱君匋触动很大,他开始考虑安排藏品的长久归属。据说他当时有三种选择方案:“第一种,按传统做法,把一生的积蓄和文物留给三个儿子;第二种,把文物变成现钱如数分发;第三种,把文物捐给国家。”两年之后的1985年,经过一些周折,事情明朗了。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后事’作了决断:通过学生计安康,向桐乡县委表示愿意把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全部捐献家乡人民”[17]。又越二年,捐赠一事圆满告成。对于这一过程,他曾撰文论及:


如果照平常的处理分给儿孙,我能监护的只不过三代而已,再延续下去,他们对这些文物所持的态度如何不得而知,也许吃尽卖光,而我千辛万苦收集珍护下来的文物,聚则不易,散则极快,不如把这些文物一股脑儿如数捐献给生我的故乡,由故乡建立机构来永远珍护,可不致分散,这不是一件很放心的事吗?


……


于是把还得的书画印章和其他文物,以及历年来书画朋友所赠的作品,稀有的善本印谱等,一件不漏,捐献给故乡。桐乡县政府特拨巨款,由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设计为这些文物建筑一座君匋艺术院接藏了,经常把这些文物轮流公开陈列,任人研究参观。[18]


有远见的桐乡党政班子在当时财政较为困难的情况下,拔出其时堪称巨款的120万元,专款专用。有文献记载了当时情景:1987年11月5日,清点捐赠文物,移交给来沪接受文物的桐乡县领导及有关人员,文物当晚运往桐乡。是月10日,建于桐乡县城梧桐镇的君匋艺术院(10月竣工)举行隆重的落成开院典礼。参加盛典的有浙江省政府、浙江省文化厅、嘉兴市政府、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以及桐乡县的党政领导和有关负责人,以及许多著名书画家,盛况空前。“捐赠的明代、清代、近代和现代的名家书画、印章、原拓印谱、陶瓷铜石器、自作书画、印章、封面装帧及书籍等共计四千八十三件为第一批入藏,并展出部分精品。”[19]其中明代徐渭《墨梅芭蕉图》轴、陈道复《松石图》轴、文徵明《窗前鸣佩》手卷,清代石涛《兰竹》册、郑板桥《墨竹图》轴、金农《花卉》册、华岩《绶带松竹图》轴、赵之谦《花卉》八尺屏条等均为稀世遗珍,晚清金石篆刻三大家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的原印为海内首富。


1996年,钱君匋又向他的祖籍浙江省海宁市捐赠藏品和自己的佳作,为此海宁市政府于海宁市区西山山麓建立钱君匋艺术研究馆,于1998年5月9日正式开馆。2011年海宁钱君匋艺术研究馆编辑出版《钱君匋捐赠馆藏书画精品集》,有赞“千余件珍品报桑梓,十二载光阴续文脉”,便是指钱君匋当年将其收藏的艺术珍品和本人佳作共计一千余件捐赠海宁之事。这些珍品包括明清董其昌、金农、华岩、虚谷、蒲华、赵之谦、吴昌硕等,近现代张大千、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等名家精心之作。[20]


不唯捐赠,钱君匋对于这些藏品如何发挥作用也有思考和要求,同样显示出这位世纪艺术老人和收藏大家的文化自觉意识。他在君匋艺术院开院大会上曾这样谈到自己的感受和希望:


生命有限,艺术无涯……为艺术的发展尽一点人子的微力,完全是应该的……我在六十年间一直希望为青少年们做点有益的小事,就是不忘当初观摩名作之难。所以,我希望君匋艺术院开门办院,为专家服务,也为普通读者服务,这样才能物尽其用,无愧前哲……收藏只是为了研究,为了造就新人,这一点希望领导和朋友们给我以支持![21]


他的这一企盼实则包含三部分:让藏品“供来哲治学之需”[22],成为学者和艺术家研究中国书画印的图像、文本、物品原件;供一般读者看物、读图、观赏,使之面对精品原作感受中国美术的真善美,提高书画印审美水平和传统文化修养;供青少年学习,为他们提供观摩名作的机会。自己学画时看不到名家原作的切肤之痛,使得钱君匋对于今天的美术学子格外体贴和关怀。他作为君匋艺术院院长,在《君匋艺术院成立五周年》中再次强调:“请允许我在这里申明:我们将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但决不做金钱的奴隶,竭诚尽力地为艺术家的创作、展出和来院学习的学者学生提供方便……让院内的文物、人员、设施,发挥潜力,为繁荣学术服务!为父老兄弟姐妹服务!尤其不能忘记为明天的主人——孩子们服务!”[23]殷殷之情,拳拳之心,将毕生收藏悉数捐赠梓里故乡之后,念念不忘让它们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服务,令人感动。




作为收藏大家,钱君匋的行为及其精神境界,对今天的收藏界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当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收藏家的行列,更多的人关注收藏,并且力所能及地开始自己的收藏尝试。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收藏与否,而是收藏什么,怎么收藏,更是如何对待收藏。有目共睹的是,在收藏界,以经济指标作为成功的几乎唯一的权重,将收藏等同于经济投资,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许多人轻视乃至忽略了收藏的人文本质,漠视藏品本身固有的文化内涵、思想主题和审美价值。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尔虞我诈、虚荣攀比、吹嘘炫耀、投机取巧等行为屡见不鲜,外加秘不示人、门户之见,使得收藏界难见清新之风。


钱君匋的收藏至少给予我们以下一些启示:


(一)不减愈浓的兴趣、健康向上的收藏动机和明确的收藏目的,将为今后收藏始终如一地走在正道、大道上,明确收藏方向,提供重要的保证。


(二)藏家自身的文化学识修为和艺术造诣,直接影响到收藏的质量、档次和层级。钱君匋以艺术大家和有成就的艺术学者的身份兼事收藏,视野远、品位高、眼光准,使得其藏品为人瞩目。


(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收藏的前提条件之一,而经济实力与收藏的成功程度并不一定具有同比关系,必要的时候需要淡化经济考量以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时机。钱君匋聪慧好学,博采众长,多才多艺,能够胜任多种工作,以自身劳动获取报酬。其经济实力的相对充裕,是他收藏的物质基础。而他对名家书画印的痴迷挚爱,“魂系心揺”,对书画印文化传承创新的执着,看准了藏品的艺术文化价值,促使他一再不计亏盈,志在必得。这种魄力和胆识也与眼光相联系。


(四)摆脱了金钱至上、经济利益第一的急功近利心态,才有可能真正体验品味到收藏活动应有的淘宝、审美、学习、探究、交友、品鉴共鸣之乐,享受这种特有的文化行为之美。


其根本性的启示是,藏家的文化自觉会导向一种有底气、有高度的文化收藏。诚如前述,钱君匋的收藏体现出他发自内心深处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艺术担当。他的收藏始终不渝地以文化为灵魂,他的藏德也是藏家的楷模。




✎注释


[1]汪佳蕾、徐旭峰:《钱君匋年表》,《上海书画》2016年6月(总第38期),第7页。
[2]钱君匋:《学画、买画、失画、还画、献画》,原载《文汇报》1991年4月3日副刊,见钱君匋著、沈建中编《艺术与我》,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111页。
[3]钱君匋:《〈华岩精品〉序》,晓云、司马陋夫编《钱君匋艺术论》,线装书局1999年版,第18、19页。
[4]同[2]。
[5]同[3]。
[6]同[2],第115页。
[7]同[2],第111页。
[8]同[2],第116页。
[9]同[2],第111页。
[10]章利国等:《中国收藏学概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1页。
[11](俄)莫依谢侬·萨莫伊洛维奇·卡冈著、凌继尧译:《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43页。
[12]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费孝通指出:“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他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也许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和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亦即要求知道我们文化的来源、形成、实质和前景。他“呼吁文化自觉,希望大家能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文化”。费孝通在世纪之交一再强调、呼吁的“文化自觉”,在本质上是一种可以跨越历史时空具有普适价值的观念和理论,而它的现实价值则维系于具体的时代历史情境。
[13]同[3]。
[14]钱君匋:《〈书法大辞典〉序》,晓云、司马陋夫编《钱君匋艺术论》,线装书局1999年版,第208页。
[15]钱君匋:《读印随想录》,晓云、司马陋夫编《钱君匋艺术论》,线装书局1999年版,第1页。
[16]钱君匋:《君匋艺术院成立五周年》,晓云、司马陋夫编《钱君匋艺术论》,线装书局1999年版,第125页。
[17]同[1],第16页。
[18]同[2],第115、116页。
[19]同[1],第17页。
[20]翁景浩主编、钱君匋艺术研究馆:《钱君匋捐赠馆藏书画精品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
[21]同[2],第117页。
[22]同[3]。
[23]同[16],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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